构巧之屋宇——雕栏玉砌应犹在
“建筑的立面由柱子和窗户组成，木质构件上有的镶了金边，有的绘上了油漆彩画，精心磨制的灰砖砌墙，红、黄、蓝、绿或紫等各色的琉璃瓦覆顶。这一切的不同组合所形成的图案，给人一种高于变化的美感。⋯⋯园内到处是宫殿。这些宫殿和它们占地面积相比，显得像是个小殿堂。但每一座这样的殿堂都是用以安置英国国王和他所有的随员下榻的。有些宫殿是用杉木造的，杉木料是以极高的代价从五百里之外的地方运来的。你猜在这座巨大的园林中有多少座宫殿？超过两百座！”——王致诚《传教士书信集》
王致诚所说的杉木，在我国传统的木制建筑中应用较广，它在中国也种植广泛，北京一带虽不似南方气候湿润土壤肥厚，但找到适合建筑用的杉木也并不困难。其实，明清皇家宫殿建筑多采用楠木。楠木不腐不蛀有幽香，皇家藏书楼、金漆宝座、室内装修等多为楠木制作。楠木为我国特有，是驰名中外的珍贵用材树种，明清皇家采木多源自四川、贵州和湖广。
清宫造办处几乎每年都有改扩建圆明园引进楠木的记载，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3月，修葺山东泰山岱庙，拆下明朝建殿时的楠木14根解送圆明园。这14根楠木采自明代，被乾隆“偷梁换柱”挪用给圆明园，因清中期时大型楠木已砍伐殆尽，只能“另想他法”。随着清中期皇家大型园林的兴建浪潮，最后一批楠木也耗尽，到同治时准备修复圆明园时，竟连符合宫殿椽柱规制的楠木都找不到，只能用较次的松木、榆木和杉木充数，最后因购买这些木材也拿不出经费，修复工程不了了之。
楠木代表圆明园殿宇的大气，若要展现它的小巧精致，则需另外一种“重木”——紫檀。
我国古代先人早已认识了紫檀，还赋予它神秘性，《唐本草》载：“紫真檀木，出昆仑盘盘国，惟不生中华。”明清时，紫檀渐渐被皇家重视，清宫自编的《圆明园物料轻重则例》对紫檀木有了“定量”的认识：“每见方尺70斤，为樟木33斤的2倍强，为杉木20斤的3.5倍。”它的色泽和质地，及其生长缓慢非数百年不能成材的特性，与皇家庄重、神秘和稀缺的品质形成了强烈的呼应。
康熙中后期海禁开放，清政府沿袭明朝在南洋专设紫檀木采办的做法，极尽收罗，不过这时优质的紫檀木早已经开采完，余下的大多粗不盈握，曲节不直，根本无法使用。皇家只能从私商手中高价收购紫檀木，因此逐渐形成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不论哪一级官吏，只要见到紫檀木，决不放过，悉数买下，上交皇家或各地织造机构。这些木料，绝大多数用于装饰圆明园中的各处宫殿。2008年，一件圆明园原藏的“清乾隆紫檀雕西番莲大平头案”进入中国嘉德春拍现场，最后以3136万元人民币的成交价，打破了中国古典家具拍卖纪录。据史料记载，清朝一共制造了2000多件紫檀宫廷家具，大部分存放在圆明园，今天拍卖市场中的“天价”御用家具，实在是圆明园紫檀家具和其他装饰构件的沧海一粟。
圆明园殿堂内的装饰和陈设可谓富丽堂皇，工艺考究。许多殿堂内的装饰采用“周制”。所谓“周制”，就是在明朝末年，扬州姓周的一家工匠，在紫檀木制成的装饰物或漆器上，将金银、宝石、珊瑚、珍珠、碧玉、翡翠、水晶、玛瑙、玳瑁、砗磲、青金、绿松、镙钿、象牙、蜜蜡、沉香等各种珍贵物品，雕刻镶嵌成各种山水、楼阁、人物、草木、虫鸟、花卉、翎毛等图形。“大而屏风桌椅，窗棂书架，小则笔床茶具、砚匣书籍，五色陆离，难以形容。真古来未有奇玩也。”
在嘉靖年间，修缮圆明园之“安澜园”、“舍卫城”、“同乐园”、“永日堂”等，其门窗均用“周制”。嘉庆十九年(1814年)建造“竹园”一所，命两淮盐政承办紫檀装饰，共200余件，有“榴开百子”、“万代长春”、“芝仙祝寿”等花样。二十二年(1817年)，“接秀山房”落成，再命两淮盐政承办紫檀窗棂200余扇；多宝架3座，高9尺2寸；地罩3座，高1丈2尺。有万寿长春、九秋同庆、福增贵子、寿献兰孙花样，俱用周制。仅此“周制”，完全称得上是最精美的艺术珍品。
这种创始于明末扬州的“周制”家具做法，对于清中后期家具及内檐装修、陈设影响很大。清代统治者追求雍容华贵，讲求工艺效果，所嵌玉石料精质美，价值非凡，纹饰多有吉祥寓意。当时圆明园很多殿堂大到门窗家具，小到箱盒文玩，很多都采用了这种镶嵌工艺。
1860 年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时，英国特使额尔金的私人秘书亨利·洛克在他写的书中曾这样描述，“圆明园室内的陈设墙上悬挂的匾额，差不多有一两码见方，描绘乡村和山林的景色。或者远山近水，历历在望，或者驰骋林原，射击鸟兽的情景。其中人物、树木、泉水、野兽都用绿玉、白玉和别种颜色的宝石嵌成”。可见当时圆明园室内的很多陈设都采用了这种镶嵌工艺，侵略军带着大斧把紫檀雕花的家具砸碎只是为取下上面的宝石，这种破坏令人扼腕叹息。
集珍之宝玩——上穷碧落下黄泉
“在这里你可以见到最精美的家具、装饰品、中国绘画、木制书简、中国和日本的漆器、古瓷花瓶、丝绸和金银编织品。这里的每一件艺术品和器皿，都极大地丰富了自然的魅力⋯⋯有的灯笼价值上千埃居(法国古货币，初为金币，后改银制)，特别是装饰建筑的花灯更华贵，形式更丰富。我真羡慕中国人富有独创精神的想象力。我开始认为，同中国人相比，我们的思维是多么贫乏和缺少创造性。”——王致诚《传教士书信集》
长春园内的“蒨园”是园明诸园中最有江南风格的园林。其本身的风格呈现一派浓郁的南国风情，不论是外围环境的水云清旷还是内部结构的轩亭窈然，都与江苏扬州“瓜洲锦春园”的理景手法相似。“蒨园”是乾隆帝巡幸江南的直接产物，其中八景之一的“青莲朵”更书写着他厚重的江南情怀。
“青莲朵”是一块素有盛名的奇石，原是南宋临安(今杭州)德寿宫的旧物，名曰“芙蓉石”，或称“德寿石”。相传在当时，该石的旁边还种植了一株老苔梅。到了明朝，孙枤(dì)、蓝瑛两位钱塘派的画家，曾将这一石一梅画了下来，并又刻在石碑上，然后将碑置于石旁。到了清代乾隆年间，“芙蓉石”完好，而苔梅早已不复存在，那块“梅石碑”也已断残。
乾隆皇帝于乾隆十六年(1751)第一次下江南，至杭州遍访西湖名胜，当他看到那块断残的“梅石碑”，深表爱惜地用衣袖擦拭，随同地方官吏看到此情此景，心领神会，第二年专程将“芙蓉石”由杭州辇运到北京。同年，“蒨园”建成，将该石置于其中，重新命名为“青莲朵”。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这块奇石幸免劫难。20 世纪初，在北京建立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之际，于1915年前后，将此石由圆明园遗址内移至该公园内。从而使南宋时代的这一故物，得以保存到今天。“梅石碑”也在上世纪20年代兴建燕京大学时，连同圆明园中其它不少遗物，一起运到校园内。该碑现置于北京大学未名湖的临湖轩旁的浓荫深处。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圆明三园格局基本奠定，这前后几年，也意味着清朝“烧钱”到达高峰。三十四年(1769年)12月，圆明园内“慎修思永”添建花神庙，房舍34间，游廊24间；“全碧堂”添盖房40间，添砌墙59丈3尺，共花白银四万多两。如果说筑屋建房破费点还情有可原，那么三十六年(1771年)的一次花费就很难理解。这年12月，拆挪“淳化轩”内“蕴真斋”殿座等，花费的白银竟达九万九千四百多两。为一个殿宇基座的移建，投入近十万雪花银，将之形容为“用钱如流水”一点也不为过。
那阵子正是清王朝国力最鼎盛时，但造园的消耗仍然让宫廷渐渐负担不起，于是统治者就想出了“以园养园”的方法。这主要分两方面，一是行政命令，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9月，敕令两淮盐商黄源德恭捐银100万两，拨交圆明园银库30万两。“国之不敷，掠之于民；民之不至，掠之于商”，是中国封建皇朝保证财政收入的不二法门，显然，圆明园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二是政府放利，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10月，以圆明园库银20万两交长芦盐商生息，一分起息，每年交利银24000两，遇闰月加增，按年解交圆明园银库添补岁修之用。这体现了圆明园本身的“造血功能”，尽管它对行政命令也有着很强的依附性。
圆明诸园内收罗的奇珍异宝也不一定都披金戴银，比方说前面讲到的“蕴真斋”，里面陈列着乾隆帝收藏的历代名画，所以他才不惜大力气建设这处“博物馆”。乾隆爱写诗、爱收藏，他也基本算是一位文化皇帝，只不过，就在帝王的一时好尚中，多少国帑消耗殆尽！多少民脂无影无踪！
猎奇之洋务——胡笳不管离心苦
“也许你会问：‘为什么你要如此地长篇大论，若要把整个园林的平面给我画出来不是更简单明了吗？’我要说：‘先生，要画一张这样的平面图得花费三年的全部时间，所谓的全部时间，就是在这期间不做别的事情，不能有一刻的空闲，甚至不能像现在这样利用休息时间来写信⋯⋯’”——王致诚《传教士书信集》
王致诚是长春园“西洋楼”建筑群的设计者之一，自然能深切体会它的纷繁复杂。从乾隆中期开始，中国的皇家园林里边加入了欧洲的元素，这一方面是中西文化互动的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又体现了乾隆帝个人好珍猎奇的品味和志趣。整个“西洋楼”的建筑形式，中西结合，以西为主，大量的建筑材料选用精雕细刻的汉白玉石，屋顶覆以中国特有琉璃瓦，巧妙地将中西建筑的特色融汇为一体。
“谐奇趣”，建成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是西洋楼中最早的一处景观。它是一座建在汉白玉高台上的三层楼房，楼房汉白玉石的柱身上雕满刻工精细的仿罗马式的花纹，楼墙镶嵌着五色玻璃花砖，楼窗券口用细刻花纹的砖石砌成，屋顶用紫色琉璃瓦覆盖。楼南为大型海棠式喷水池，这也是整个西洋楼组群中的第一座水法。1753年(乾隆十八年)葡萄牙使臣巴哲格在此观赏水法奇观。
种植在“谐奇趣”庭院中的松柏，也是按欧洲几何图形进行修剪的。因此，人们置身在这里，仿佛到了异国他乡。乾隆对这里的景观深为赞赏，认为是“天谐奇趣”，并以此命名。
“海晏堂”由正楼和后工字蓄水楼组成，是最大的一处欧式园林景观。这座洋楼一反中国皇家建筑的传统，坐东朝西，因此西门即为正门。楼门左右有叠落式喷水槽，阶下为一大型喷水池，池左右呈“八”字形排列着十二生肖人身兽头铜像。每昼夜十二个时辰，由十二生肖依次轮流喷水，正午时，十二铜像口中同时喷射泉水，更是显得十分壮观，成为乾隆最爱欣赏的景致之一。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激水的“龙尾车”坏了以后，再无人能修理。此后，每当皇帝游园时，只能由太监们事先把水提到水池里，等皇帝观赏时，再开闸放水，皇帝走后，也就不再喷水了。
历史上的乾隆是一个风流皇帝，民间有他迎娶回部“香妃”的故事流传，这在历史上确有其事。现今圆明园内兀立的几根精雕的异国情调的方石柱，是原“方外观”遗址，它是乾隆帝的宠妃——容妃在圆明园居住时作礼拜的地方。
容妃，又称和卓氏，大约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进宫，这一年，乾隆已49岁，容妃也已26岁，就是在一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人生经历之下，这对“老夫老妻”却演绎着不凡的恩爱缠绵。容妃进宫不久，乾隆怕她思念家乡，曾命人绘制了10幅布景油画，内容都是她故乡新疆阿克苏回教建筑的风景，悬挂在西洋楼景区最东边的“线法墙”上。此外，乾隆也很注意照顾容妃的习俗，赐给她的御膳也大都是羊肉、鸡鸭和素食，并且还专门找来了回民厨师。为了照顾容妃信奉伊斯兰教的传统，乾隆把“方外观”作为她礼拜的用地，同时还在该建筑物的大理石贴面墙上刻回纹装饰及《古兰经》，以显示与维吾尔族的联系。
容妃因为天生身带异香，民间叫她“香妃”或“香娘娘”，富有四海的乾隆，他可以用任何方式去讨好心爱的女人，但这位奇女子从没有忘怀乡情故土，最后郁郁而终，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4月病逝于圆明园。
“香消玉殒”，又何尝不是日后整个圆明园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