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慈禧“亲密接触”的最后一人

抄出来的功底

“文革”爆发后，徐广源离开学校，回乡务农。娶妻生子后，他的日子过得很苦。为了养家，他不得不到山上去砍柴，再背到集市上卖。但他对清东陵的兴趣丝毫不减。背着百十斤重的柴走在山路上，他还不断默念：“慧、惠、勤、平、密、成、宣、定、良、宜、荣、马、蓝、布、伊、新、袁、尹、文、常、勒……二、七、九、十一、五……”前面的21个字，是康熙景陵的妃园陵中11位妃子、10位贵人的封号，后5个数字，则是乾隆裕陵的妃园陵中每排宝顶（坟头）的数目。

徐广源还有一个特殊爱好——抄。只要有时间，他就背起书包，四处找石碑、抄碑文，一抄就是大半天。有人好奇，跑过来看，最后总结说：“这个人有病！”

一次，徐广源要去抄写慈安陵神道碑，把门的小伙子死活不让他进，他就软磨硬泡。小伙子被磨得没办法了，答应去和管事的说说，可领导就是不同意。小伙子后来偷偷跟他说：“你等着，我替你抄去。”许多年后，徐广源调进了清东陵文物保管所（1984年后改名为“清东陵文物管理处”）工作，当年那个不允许他进门的领导说：“我当时还以为你要去陵墓边的果园偷苹果呢。”

对于“抄”这个习惯，徐广源解释说：“我上学时就喜欢抄写，除了古文，物理定律、数学公式都抄。抄一遍，能顶上背好多遍，还能增进理解，练习书法。”他拿出自己1964年抄录的清宣统皇帝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给记者看，“这在当时是禁书，买不到，我就抄。”整整三大册，43万钢笔小楷，526页，每册都用牛皮纸做了一个封面。纸张微微泛黄，但每字每行都整整齐齐，没有一个墨点、一个划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