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理论并不能解释人们为何选择玉石而非郁金香进行投机，也不能解释那种认为玉石具有特殊内在价值的文化心理
和田玉疯了。拳头大小的籽料，价格据说已从五年前的三四万元涨到了二三十万——有一个玉石网站甚至就叫“和田玉疯了”。不仅是玉石，寿山石（尤其黄田石）、青田石、以及一些特殊的观赏石，在国内如今都奇货可居。连《纽约时报》都注意到了这种“玉石价格超越黄金”的现象，只不过对美国人来说这多少有些难以理解——在不久前的一篇报道中，记者转引商人牙塞恩•艾哈买提的话说：“玉在我们的文化中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我们要感谢真主，汉人疯一样地喜欢玉。”
经济史上当然不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过度投机，17世纪中著名的荷兰郁金香泡沫和前些年的普洱茶炒作都是典型案例。然而，对于“石头为何比黄金贵”这个问题，答案恐怕并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
在先秦典籍《荀子》法行篇中，孔子及其以经商著称的弟子子贡之间有一段对话。子贡问：君子为何“贵玉而贱珉（像玉的石头）”，难道是因为玉较罕见，故而物以稀为贵吗？孔子却否定了这种经济学逻辑，说：君子哪里会因为稀少就珍视玉？之所以以玉为贵，只不过是因为玉象征着君子的品德（“夫玉者，君子比德焉”）。
现代经济学家恐怕很难赞同孔子的观点。经济史学家胡寄窗显然就站在子贡一边：“在缺乏价值概念的初期儒家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子贡能第一次接触到价值问题，值得称述。”另一位财经作家吴晓波走得更远，在他看来，孔子的话表明了“儒家在经济理论上是多么的羸弱和混乱”，而儒家思想又不幸统治中国两千年，这正是中国落后和现代化如此艰难的原因。
但我赞成孔子。玉的稀少并不是它价值高昂的原因，任何物品都并不天然地具备价值，除非我们的文化体系赋予它们以某种价值。玉在欧洲也极其罕见，但在欧洲文化中它却并没有中国文化中那种特殊的价值，稀未必就贵。玉确实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石头，但黄金也仅仅是金属，对那些不以黄金为贵重的社会来说，它同样毫无价值。在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人在美洲殖民开拓的巨大动力就是寻求黄金，但他们对黄金的狂热却让印第安人感到困惑不解：“他们老是渴望黄金……老是坐立不安……老是追求某种东西……他们简直像疯子……”数十年前一位澳洲探矿人在荒野跋涉时遇到一些土著，他对黄金的着迷，让土著感到很奇怪。反过来，土著对一种贝壳（子安贝）的着迷（在土著文化中是财富的象征和通行钱币），也令澳洲人不解。无独有偶，缅甸北部虽然盛产玉石，但它的发现者和开采技术，最初却都来自中国，因为在缅甸文化中起初它并无意义。
人类学家萨林斯在《石器时代经济学》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一切经济学都是人类学。换言之，经济活动只是文化序列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领域，现实中（尤其在古代社会）不存在一个理想型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模式下，纯粹利益交换的、分化且自我规范的经济领域。他雄辩地证明：不是经济决定文化，而是文化决定着人们物质生产、交换和消费的方式。他颇具讽刺意味地说，如果西方人原来的主食是狗肉而非牛肉的话，那么他们的粮食生产、消费方式将会与现在不同，其国际贸易也将会改变。
我们对生活的看法（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决定了我们怎样看待某些物品的价值。你珍惜的某件物品，在旁人看来或许无甚价值，但对你本人却可能是无价之宝——就像《天龙八部》里萧峰因为阿紫砍倒一辆纺车而勃然大怒，因为那是他养母的遗物，对他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谓“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也是如此：是事物象征的意义给了它无上的价值。
这个道理对不同文化而言也是如此：不同的文化赋予不同的事物以不同的价值。人类学家Colin M. Turnbull在刚果森林的俾格米人中时，听说该部族的神圣器物molimo具有极重要的意义，但他最终发现，那只是一根没有任何雕琢和装饰的金属下水管道。燕窝、鲍鱼、鱼翅、海参在中国历来被称许为四大山珍海味，而在欧洲文化中，它们却没从未被视为珍品，像鲍鱼、海参甚至是很少人会去吃的廉价食品。
玉之所以贵重，一如孔子所言，也正是在于文化所赋予它的象征意义。许多古代文化都有“圣石”崇拜情结，古代以色列人、阿拉伯人、希腊人都倾向于认为石头中居住着神或其他威力强大的精灵（见James Frazer《<旧约>中的民俗》）。按Mircea Eliade的解释：“在原始人的宗教意识中，坚硬、粗砺、持久的物体本身就是一种神显。一块高贵的岩石或者一块耸立的巨大的花岗岩，还有什么比它更加直接、自主地体现完美的力量，比它更加高贵、令人叹为观止的呢？”在中国文化中的玉，正如西方文化中的黄金一样，本身象征着不死、不朽和神显，而且中国人认为玉更为永恒：洪《抱朴子•仙药》引《玉经》：“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
从很早之前起，玉在中国文化中就已受到特别的重视，它最初是一种神器，象征着宇宙最高力量的体现，随后才变为祭器、佩饰等。围绕着它而产生的文化复合内涵，进一步使玉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了价值，并使玉的积累和佩带成为一种象征和权力的载体。早在商代，玉就已经成为贵族身份的炫耀物品。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中指出，很少有先秦的金银器出土，而玉器则较为普遍，他推测“这可能是由于金器价格昂贵，即使贵族也很少用以随葬，遗迹殉葬品最豪华的大墓还没有发掘多少的缘故”——说金器昂贵故而较少随葬，这一说很难成立：玉器岂不也很昂贵？为何却发现多多？
到秦汉时代，中国就已经奠定了一个文化基调：与西方重金不同，中国重玉。“黄金和玉石甚至被视为以欧洲为代表的地中海文明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文明的分野”（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白玉代表着天子的权威，故而西方最重要的关塞称为“玉门”，而和阗玉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开拓西域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明朝正德十六年（1521）诏令：一品、二品官员，饮食器皿只许用黄金，不能用玉器，玉器为皇家专用。明廷用玉均取自和阗，其他地方玉石一概不用。
当然，历史上玉价的波动，确实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五代后唐明宗时，甘州回鹘到中原贸易，其携带宝玉一律归皇宫，民间犯禁者斩；到后周太祖时解禁，民间得以与回鹘进行自由贸易，玉价由此暴跌（《新五代史》卷七四）。而晚清张格尔之乱后，和田玉入关数量大减，内廷玉料匮乏，由此导致翡翠价格也随之倍增。眼下的和田玉投机，在其炒作和价格哄抬等方面来说，当然是典型的市场经济现象；然而，经济学理论并不能解释人们为何选择玉石而非郁金香进行投机，也不能解释那种认为玉石具有特殊内在价值的文化心理。对这类复杂的社会现象，用经济学理论去解释它本身无法解释的事实，不仅是偏颇的，而且其结论很可能是误导性的。
（作者系搜狐财经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