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所具有百年历史的大学，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道怎样的人文景观呢？百年学府的教育历史文化对今天的教育发展有什么意义呢？很多学校在梳理历史，希望从中找出未来发展的逻辑；在放眼世界，希望从海外找到可鉴的良方；在着眼社会现实，希望从中找准发展的基点。清华大学作为一个发展了100年的大学样本，会在很多方面提供借鉴。百年清华，多样风采，我们采其中几缕。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我们从校园风物、师生“声音景观”、人物思想风采等几个方面，呈现一所可以触摸、可以倾听、可以拥抱、可以仰望的清华。愿它的教育历史文化之美，能够带给今天的读者一定的启示。
清华大学，已近百年。作为一所在纪念国耻中诞生，为祖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建设者的高等学府，清华本身就氤氲着一股浩然盛大之美。这种美，弥漫在校园里，凝结在人身上。
作为一座育人的校园，这里无处不风采，无处不育人。一所大学的精神，就在这角角落落，获得了最形象、最直观的表达。
“国耻纪念碑”孕育自强性格
“美国化啊，够了！够了！物质文明啊，我怕你了！厌你了！请你离开我罢（吧）！//东方的文明啊，支那的国魂啊，‘盍归乎来’！让我还是做东方的‘老憨’罢！”这是诗人闻一多在清华求学期间目睹学校过分美国化而发出的呼叫。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20世纪初清政府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办的“游美肄业馆”，“沿用美国高等初等各科教习，所有办法均照美国学堂”。建校时专门盖了设备考究的西式住宅，即“北院”，当时被讥为“美国地”或“小租界”。英国哲学家罗素有一个印象：“清华学校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的大学校。”
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认为，早期的“清华文化”具有两重性格——或浓或淡的半殖民文化性格和强烈的爱国、自强性格，老一代清华师生都称自己的学校为“国耻纪念碑”。
清华大学也是火烧圆明园这一国耻的“纪念碑”。清华校园是在清代皇家园林包括清华园、近春园、长春园一隅的遗址上发展而成的。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近春园也遭劫掠。
就这样，一所大学和耻辱的中国近代史，互为注脚了。
黄延复说：“清华的传统是博大的，涵蕴是深厚的，而且是一以贯之、不容割裂的。”这种传统，是清华存在的文化基础。
清华之门阐释学校文化
门，是一个极具哲学意味的词，凝聚了诸如内与外、有与无、进与出、生与灭、行与禁等辩证关系。中国文化某种意义上是“院落文化”，欧美国家则很少有院落。院落一般是有门户的，门户的形象代表着国家、民族、个人的形象。校门是学校历史文化的第一道形象阐释。
清华的第一个校门是现称“二校门”的那道门，始建于1909年，“文革”中被毁，1991年依原貌重建。1933年至1934年间校园扩建，先后有了西校门和南校门，最早的校门就被称之为“二校门”了。
梁实秋曾描述过这道造型美观的二校门：“清华的校门是青砖砌的，涂着洁白的油质，一片缟素的颜色反映着两扇虽设而常开的黑栅栏门。门前站着一名守卫的警察。门的弯弧上镶嵌着一块大理石，石上镌刻着清那桐写的‘清华园’三个擘窠大字。”
当年的清华门纪严格，低年级学生不得擅出，校外闲杂人等不准擅入。1930年“校长风潮”期间，阎锡山派一位幕僚来做清华校长，被学生会拒其随从于西门外，并逼他签署“永不出任清华校长”的承诺。
1935年“一二·九”运动期间，军警屡次想进校捣乱，均被门警阻于西校门外，郑重声明：“非经校长允许，任何人不得擅入校园。”祖国命运多舛的年月里，清华师生常通过南校门去到应该去的地方呐喊呼号。解放以后，数不清的庆典、礼祝、抗议……大都是结队出南门奔车站乘车出发的。
工字厅里运筹帷幄
那个被当时的外籍教员称为“yamen”（衙门）的地方，便是工字厅，是游美学务处和清华学堂最早的行政办公场所和教职员宿舍。洋人眼中的“衙门”，实际上氤氲着浓郁的历史之韵和文墨之香，这是一所学校育人的重要文化氛围。
工字厅原称工字殿，始建于1762年，园内两个大殿以短廊相接，俯视似“工”字。以它为主体的一组清代皇室园林，是最早的“清华园”。东厅很长时间作音乐室用，西厅是教师阅报室，后厅常有外宾驻足。1924年，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应梁启超之邀访华时，曾在后厅下榻半月有余。与后厅相接的小客厅，俗称“西客厅”或“西花厅”。1914年，梁启超在这里赁馆著书，取名“还读轩”。1925年起，文学家兼诗人吴宓（字雨僧）在这里“奠居”，取名“藤影荷声之馆”。冯友兰说，“雨僧一生，一大贡献是负责筹备建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并难得地把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个人都请到清华任导师”。
与工字厅西院一巷之隔的是“古月堂”，建校后为教师宿舍。1928年，清华大学开女禁，这里成为女生宿舍。汪健君曾写诗调侃：“古月堂前几变更，昔年济济聚群英。一从女禁开黉舍，两度繁花共月明。”
“五四”运动期间，城里各校学生领袖因受追捕无法在城里聚会，清华地处郊外，本校学生代表团就把他们请到工字厅来开会。“五四”运动重要转点“六三运动”，就在这里策动。
清华学堂拉开百年帷幕
清华学堂是清华大学的第一幢楼，是重要的教学场所，是这所大学立命的本基。
1910年11月，游美学务处向外务部、学部呈请将游美肄业馆改为“清华学堂”。12月，清政府学部批准。清华学堂于1911年4月29日在清华园开学，这是清华的第一次开学。
清华学堂分两期建成，东部建于1090—1911年，西部建于1916年。这所青砖红瓦、坡顶陡起的德国古典风格的大楼里，培养了整整一代“国学”研究家。1925年，学校在这里增设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等都在这里讲学。
清华学堂大楼西部曾是高等科学生教室，东部曾是高等科毕业生宿舍。梁实秋回忆道：“这一部分的宿舍有较好的设备，床是钢丝的，屋里有暖气炉，厕所里面有淋浴有抽水马桶。不过也有人不能适应抽水马桶，以为做这种事而不采取蹲的姿势是无法达成任务的……”
清华学堂大楼被称为“一院”或“一院大楼”，二院位于清华学堂迤北，初建时为高等科自习室，三院初建时是中等科教室。改办大学后，文、法学院的许多大学者如冯友兰、朱自清、陈寅恪、闻一多、陈岱孙等的讲堂都曾设在三院。1926年，清华第一个秘密共产党支部在这里诞生。上世纪50年代以后，清华学堂大楼成为建筑系专用系馆，门厅和长廊上挂满了世界名画，流动着浓厚的文化艺术气息。
清华礼堂合志同方
礼堂是重要的公共场所，里面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学校的旨趣和风尚。
同方部是清华最早的礼堂。1914年，梁启超题为《君子》的演讲便是在同方部进行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八字校训，由此演讲而来。
1947年秋，梁启超之子、建筑学大师梁思成在此做了题为《理工与人文》的演讲，提出学理工的人应当加强人文科学素养，过分地重视技术，不理解人文，会导致社会伦理道德沦丧。
“同方”两字源于《礼记·儒行》中的“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1948年7月，清华学生自治会在同方部召开闻一多遇害两周年纪念会。朱自清说：“你是一团火，照见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清华大学史料记载，随着全国抗日声浪的高涨，清华学生分为两派。大多数同学（如蒋南翔等）主张坚决抗日，常在大礼堂开会，被称为“大礼堂派”；另一派同学支持国民党政府，人少只得到同方部去开会，被称作“同方派”。这里的“大礼堂”是指建成于1920年3月的清华大礼堂，在当时是国内高校中最大的礼堂，具有古罗马和古希腊艺术风格，是清华“最有光荣历史的建筑物之一”。现在校内的会议、讲座及娱乐演出，经常在此进行。
大图书馆里“开矿”忙
每当回忆起负笈清华的光阴，人们总不由得提及图书馆。图书馆，涵养着一所大学生动、浓郁的“书卷气”。图书馆，是一所学校的智慧和精神之源。
钱钟书曾立下“横扫清华图书馆”的志愿，馆藏图书甚至英语辞典的借书期限卡上几乎必有他的名字。夫人杨绛说：“我在许多学校上过学，最爱的是清华大学；清华大学里，最爱清华图书馆。”
第一部中国式的话剧《雷雨》便是曹禺在图书馆“西文阅览室大厅的东北边，靠近借书台的长桌”的座位上写成的。
“两弹元勋”彭桓武说：“清华大学图书馆好比一个阔海，任凭青年之我在其中作各式的鱼跃。”
“开矿”，是上世纪30年代清华学生对泡在图书馆学习的谑称。那时候，学生上课很少有课本，老师讲完课通常开列一些参考书让学生借阅。开矿热与当时“通才教育”的教育思想有关，学生除阅读专业书籍外，更多的是在博览群书。
前任图书馆馆长史国衡之子史际平说，外国人访问清华，图书馆是重要一站。
大图书馆（老馆）位于大礼堂东北方，建成于1919年，为了与另一规模较小的图书馆区别，便在它面前冠以“大”字。新馆建于1991年。现在的图书馆是一个新老建筑完美衔接的楼群，曾获“国家优秀工程设计金奖”和北京“九十年代十大建筑”等多项殊荣。
科学馆里摇出现代科学春色
清华大学科学馆里馆藏着中国现代科学的摇篮，馆藏着一所大学的骄傲。
科学馆建于1917—1920年，初期只是学校理科课程的实验场所，馆内设备相当先进。物理系及理学院在1999年新理学大楼建成前，均以此处为系馆，科学馆现仍为物理教学楼。
首任理学院院长、物理系系主任、人称“科学馆主”的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叶企孙先生，尊师重教，聘请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周培源等一批名家，还有欧美著名学者前来短期讲学，如欧洲著名物理学家玻尔、英国学者狄拉克、法国学者朗之万、美国信息论创始人维纳和欧洲航空权威冯·卡门等，使清华物理系成为高水平的人才培养和科研基地。后来算学系也设在科学馆。这里曾走出了王淦昌、华罗庚、赵九章、王竹溪、翁文波、钱伟长、彭桓武、钱三强、何泽慧、王大珩等众多杰出的科学家，科学馆是中国现代科学的摇篮。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从一所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变而为名实相符的大学。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应该说，理学院是走在前列的，而物理学系是这前列中的排头兵。
中国卫星上天，被评为功臣的赵九章、钱学森、王大珩、陈芳允等，都是叶企孙的学生。如果人们把王淦昌称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话，叶企孙就是“中国原子弹和氢弹之祖”
大师碑前叹大师
为王国维先生树立纪念碑，体现了老清华师生对一位大学者、名导师的尊重和纪念。
黄延复记录了王国维先生（字静安）离开清华前的行止：“翌日8时即到院上班，命院中听差往其宅取来昨夜看完的学生成绩稿本，并向办公室人员‘谈下学期招生事甚久’。”之后便独行出校门，雇人力车至颐和园东门外下车，至昆明湖自沉。
1929年夏，国学研究院行将撤销，师生集资建造了这座纪念碑，由陈寅恪撰文，梁思成拟碑式，林宰平书丹，马衡篆额，李桂藻刻石。碑文有曰：“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静安先生之曾孙、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研究员王亮说：“静安先生入清华后改治辽金史、蒙古史、西北边疆史，为晚年学术一大转折……可以视为置身一场以中国周边‘四裔’研究为重心的国际学术角力的前期准备，可惜得年不永，未尽其志。”
静安先生学问笃实，拙于言词，截然不同于梁启超、赵元任授课鲜活奔放的风格。但他卓越的学术成就和深刻的传授之道，无不在学界获得高山仰止的威望。他的学生、史学家姜亮夫回忆，他授课之专深，“要到毕业出来教书研究后，才越来越感到帮助很大”。
新林院8号的午后茶聚和国徽
新林院8号是在1946年10月迎来梁思成、林徽因一家的。在这里，梁家保留了抗战前住在北总布胡同时期的“午后茶聚”习惯，每天下午四点半开始，金岳霖、陈岱孙、张奚若夫妇、周培源夫妇和建筑系师生相继到来，哲学、美学、艺术、社会、城市规划、建筑设计、马恩著作等广泛的话题都在讨论之列。梁家大女儿梁再冰说：“这里是一个各种活动——学术的和生活的中心。来到这里的主要是各种年龄的、清华一些不同系的教授、教员和学生们。”
这里见证了那个时代教授们专业精深、知识广博、趣味高雅的特点，很多教授是名副其实的“三通人才”——文理会通、中西汇通、古今融通。那些教授行为上也光明磊落。比如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以柏拉图式的情感爱了林徽因一生，和梁思成结为挚友，基本上成了梁家一员，传为佳话。
1948年末，梁思成、林徽因在家里为登门请教的解放军代表在地图上标出北平重要的古建筑，划出禁止炮击的地区，并绘制保护北平文物建筑的图录。
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林徽因投入新中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1950年6月23日，林徽因被特邀列席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大会。当她看到以“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为内容的国徽方案被宣布通过时，禁不住热泪盈眶了。
在荷塘月色里栖居心灵
很多人，因为中学语文课文里那篇《荷塘月色》，而和清华大学有了某种情感上的联系。很多人，到清华大学，一定要找到那片“荷塘月色”。
大学里面竟能有这样一片可以逃遁日常烦恼，在“心里颇不宁静”的时候，可以在临近午夜的月光下去走走，“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以不理”。如果校园里能有这样一片心灵栖居之地，那么，这座校园是人在精神上可以靠近的地方，让人“觉得是个自由的人”。
朱自清为人清正，治学勤奋严谨，诲人不倦。吴组缃回忆：“他所讲的，若发现有错误，下次上班时必严重地提出更正，说：‘对不起，请原谅我……请你们翻出笔记本改一改。’”
这样一位知识分子，做人十分有骨气、有原则。1946年5月4日联大结束，清华大学复员，他把编辑和出版《闻一多全集》视作纪念亡友与抗击法西斯专政的必要举措。1947年2月22日，他与俞平伯、许德珩等联名发表《保障人权宣言》，抗议警宪以清查户口为名，午夜闯入民宅，肆行搜捕。1948年6月18日，贫病交加但拒绝购买每月两袋美援平价面粉。毛泽东称颂朱自清，“宁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
水木湛清华
梁实秋曾这样回忆清华园里的一处景致：“徘徊池畔，有‘风来荷气，人在木阴’之致……我在这个地方不知消磨了多少黄昏。”这里便是工字厅后一脉青山、一池秀水、一塘碧荷、两座古亭，人们常把这里与颐和园的“谐趣园”相媲美，名自晋人谢混诗句“水木湛清华”。
工字厅后厅门外上方正额“水木清华”四字，传说是康熙帝御墨；两旁朱漆圆柱悬有清人殷兆镛撰书的名联：“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文革”期间楹联被当作“四旧”取缔，现为后人摹写。
水木清华附近，有几处革命遗迹。水木清华山岗之巅的“闻亭”中的警世古钟，以及山麓旁苍劲弥坚的闻一多塑像，是对学者、诗人、民主战士闻一多及其不朽精神的最好纪念。树立在“水木清华”北山之阴校河畔的“三·一八断碑”，是母校为纪念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的学生韦杰三所立。碑上镌刻着烈士临终遗言：“我心甚安，但中国快要强起来呀（啊）！”
1989年9月28日落成的清华英烈纪念碑，位于水木清华北山之阴，上书“祖国儿女，清华英烈”几个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