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洪荒时代，由于自身能力的限制，远古人对天地、山川草木、飞禽走兽顶礼膜拜，相信“天人合一”的星宿转世观念，借用奇异的事物托生，那是远古人常用的手法，慢慢地也就形成了各种与大自然万物相关的图腾崇拜。到了商部落，神话托生被继续发扬光大。这回聪明的商部落成员借玄鸟记述本民族的起源，从那个时候开始，鸟就一直在中国文化中处于一个重要的位置，所以传统文化杂谈也应该谈到鸟文化。
《诗经 商颂 玄鸟》全文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龙旗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景员维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第一句说了商部落的起源，接着说了商汤建立了疆域辽阔的商朝，诗篇的主要部分是歌颂武丁时代商朝的强盛。现存中国最早研究《诗经》的完整的注本是《毛诗故训传》，简称《毛传》，30卷。其作者和传授渊源，自汉迄唐，诸说不一，现代一般认为是毛亨（大毛公）、毛苌（小毛公）父子所传。《毛诗故训传》全书以解释字义为主，其章句训诂大抵取自先秦群籍，保存了许多古义。这首诗第一句毛传的注释是：“玄鸟， 鳦也，一名燕，音乙。”“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有娀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禖而生契。”这里的帝是三皇五帝中的帝喾
帝喾是契的父亲，据古籍记载他刚生出母胎，就知道自己的名字叫“俊”，俊在甲骨文中写作一个鸟首首兽身的形状。关于帝俊本人的故事，主要是《山海经》中记载的帝俊与五彩鸟交友的故事。《中国神话传说》和《山海经校注》的作者袁珂（1916—2001）先生从帝俊的象形认为他是东方殷民族所奉祀的上帝，“就是一个长着鸟的头，头上有两只角，猕猴的身子，脚只有一只，手里常拿了一只拐杖，弓着背，一拐一拐地走路的奇怪动物，这就是他们的始祖神了”。关于契的母亲，《诗经 长发》中说：“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东汉末年郑玄为之作《笺》，郑的注解是：“禹敷下土之时，有娀氏之国亦始广大，有女简狄，吞鳦卵而生契。”屈原对这个传说说得更详细，《楚辞 离骚》：“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又《天问》：“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佚女何嘉。”东汉王逸注：“言简狄侍帝喾于台上，有飞燕堕其遗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契的母亲叫简狄，属于有娀部落，嫁给高辛部落首领喾，喾建造高台给简狄居住，由于台比较高，就有燕子飞来飞去。有一天燕子在高台上下蛋，简狄吞了燕卵怀孕生下契。燕子是黑色的，所以叫玄鸟，稍晚的文献对这个故事也有记载。《吕氏春秋 季夏纪 音初篇》：“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王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为北音。”看起来简狄还是北方民歌的创始人。《史记 殷本纪》说：“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上述文献记载不尽相同，故事情节随着时间的推移由简到繁，逐步演化，但始终没有改变“玄鸟生商”的主题。也就是说，人们始终把玄鸟作为商族的图腾。创生神话作为发自人类最底层的文化史现象，与图腾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图腾观念中，图腾生育信仰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以上关于玄鸟生商人的神话，实际上表明了远古时期卵生图腾的信仰。玄鸟也就成了商最初的氏族祖先，是氏族的庇护者。商族以鸟为图腾，不仅有“玄鸟生商”的故事以及甲骨卜辞可以为证，而且在商代青铜中也能找到遗痕。青铜纹饰中，鸟纹的大量出现，是商族图腾崇拜的遗绪。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清梁诗正等奉敕纂修，乾隆十四年（1749年）始纂，乾隆二十年（1755年）完书，著录清代宫廷所藏古代青铜器的大型谱录《西清古鉴》中还著录有一件青铜器“玄鸟妇壶”，铭文“玄鸟妇”三个字合书。于省吾先生考证为商代遗物，更进一步证明了商人以鸟为图腾的史实。（《历史研究》1959年11期）也说明玄鸟图腾感生神话在商代早已流行。
从甲骨文和一些古代文献考察，现在已经知道从契到成汤，商代先王的世系依次为：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王亥（—王恒）—上甲微—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天乙（成汤），共十四世。卜辞中多次出现被尊称为高祖的商代先王只有三位：夔、王亥和成汤。成汤是商代开国之君，王亥是我国第一个进行货物交易的部落首领，商部落就是因此得名并且强大起来，这两位被尊为高祖可以理解，那末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夔又是谁呢？王国维认为夔即是帝喾，（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第九，中华书局1961年。）郭沫若从其说，并在《殷契粹编》1中认为夔即是殷之始祖宗。当然也有人持异义。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夔是商的祖先。在有关商王亥的资料中，发现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即高祖亥的亥字，甲骨文中或从鸟，或从隹，隹亦即鸟，或从萑，萑亦即鸟，或从手持鸟，更与《山海经大荒东经》 “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之说相合。无独有偶，高祖夔的“夔”在甲骨文中亦作鸟形。从以上资料来看，在商族先王的三个高祖中，其中的高祖亥、高祖夔在卜辞中均与鸟有关。甲骨文中的夔字作鸟形，以及亥字从鸟从隹，表明了早期商族以鸟为图腾的史实。
事实上，以鸟为图腾并非商族所独有。尤其是在古代东方，从山东到辽宁有许多关于鸟的传说。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的遗物中，曾发现不少关于鸟的造型和纹样。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鬶，即是鹤、雁或鸠等鸟形象的塑造。环渤海东北而形成的国家，史称为燕，即奉燕子为神明。岳石文化是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平度市大泽山镇东岳石村东南，1959年发现。遗址南北长约70米，东西宽约200米，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骨器和蚌器。由于东岳石遗址中出土的遗物有独特的造型和风格，故被考古界称为“岳石文化”，并进一步证实它是东夷族所创造的一种古老文化，为研究龙山文化的去向和夏、商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既然鸟是东方的象征，那么，商族的玄鸟图腾与东夷的鸟图腾有什么关系呢？商族与夏、周图腾有别，说明其文化的传承不同。商文化与夏、周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传承。《左传 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暤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暤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暤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注：鸟名）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鳲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这里的少皞部落俨然成了鸟的王国，少皞氏便是这个鸟王国的首领，是百鸟之王。诸鸟后面的“氏”字，说明这些鸟名乃是一个个氏族的名称，意味着少皞所领导的，正是一个由许多个鸟图腾氏族联合而成的大部族（据考证共有24个以鸟类为图腾的氏族结合在一起），而少皞则是属于东夷族的文化。比如据史料记载，今天黄姓成员的最古老族姓之源是黄夷，黄夷族是由于崇拜黄莺而得名。相传正是这些可爱的小鸟，陪着长期在山林中采集、狩猎的原始先民们，给他们唱歌、跳舞，清除他们辛勤劳作的紧张和疲累。渐渐地，黄夷族便对这种小鸟产生了特殊的感情，由喜爱尊敬发展到顶礼膜拜，黄夷族也就被称为黄鸟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商族的玄鸟图腾与东方的鸟图腾文化有关，并非无据。商族以玄鸟为为其部族的图腾，而少昊部落中恰恰就有一个玄鸟氏，这不能说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商人原本出自少皞部落的重要证据。正由于商族原本出自少皞部落，故商族之始祖契又称少昊（古文皞、昊相通）契。郭沫若先生甚至认为少皞即是契。“少昊金天氏帝挚，其实当是契。古挚契同部。契之母常仪，契之母简狄，实系一人。”（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251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从事甲骨文的研究和教学半个世纪以上的胡厚宣先生（1911—1995年）赞同此说，并认为在中国古代文献传说中，少皞即是契，为商的始祖，太皞即是帝喾，为契的父亲。少皞以挚鸟为名，在他立国的时候，正当凤鸟来临，所以他要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这和“玄鸟生商”，和契称玄王的传说是完全相合的。（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历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年）著有《甲骨文小辞典》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孟世凯先生更认为，“商族与少皞族有密切的族源关系，可能是从少皞族分离出来后由东向西迁徙，在今河南商丘一带定居后，才以地名为族名”。（孟世凯：《商族源和相关问题》，《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
基于商族与东夷少皞部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考古工作者在豫东、鲁西一带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早在1936年李景聃等便在豫东开展工作，从而揭开探索先商文化的序幕。1976年到1979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豫东组织调查，并重点发掘了永城王油坊和黑堌堆等遗址，标志着先商文化的探索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了阶段。尤其是1988年以来，对夏邑清凉寺、鹿邑栾台、杞县鹿台岗等遗址的发掘，使人们对豫东古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在这里发现了二里头文化与岳石文化交错分布的地层堆积，而且靠近西部文化面貌与二里头文化接近，越往东部，则岳石文化因素越浓厚。1994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联合组织考古队，再赴豫东探索先商文化，并提出先商文化也许就是岳石文化。如果这个命题成立的话，那么，我们的认为的商族起源于东夷，便找到了考古学上的直接证据。不过，这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去证实。
商族是一个习惯于迁徙的民族，包括商高祖王亥在内的上述十四位先公先王，在先后八迁的过程中，有四次与商丘有关。再加上“玄鸟生商”的神话与东夷族的鸟图腾崇拜如出一辙，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商丘又处于东夷与华夏文化的交汇地带，或者说本身就是东夷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商丘自然成为人们探寻先商文化的焦点地区。研究古代社会的史学家田昌五先生曾考证商先公的活动范围，“北不过易水，南到商丘地区北部，向东到巨野泽东岸，西界可能以太行山为限。商汤的活动范围，集中在濮阳、菏泽、商丘地区。”（田昌五：岳石文化与夏商文化），《夏商文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先商时期，地位豫东的商丘地区，既是二里头文化分布的边缘地带，又属于山东龙山文化系统，岳石文化在杞县以东有广泛分布，是夷夏商三种文化的交汇地带，它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夷夏商文化在商丘地区的交汇，一方面促进了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尤其是先商文化与东夷族文化的融合，使商族能够奋力崛起，并在夏末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为最终成汤完成灭夏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为商族商业贸易的兴起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而诞生一批以王亥为代表的从事商业贸易的商人。从王亥服牛经商的事例来看，当时还处于一种物物交换的原始的贸易形态，是赶着牛羊与有易氏部落进行交换，只是到了商立国以后，随着城市手工业、交通运输等迅速的发展，真正货币——贝币出现，大大拓展了商业贸易的范围，从而使商代的商业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