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佩纹饰的收藏

 “纹样”在汉语辞书中的定义是“器物上的装饰花纹的总称”。这个定义强调了装饰性。但是，古代玉器纹饰图案一旦与墓葬联系在一起时，就不能说它们仅仅是一种具有装饰性的艺术品了。古人能在自然界中矢志不渝地选中玉，并且在上面不计工时地碾琢出纹样来，绝不仅仅是为满足渴望表达自己的“美感”。 而是古人在认为人类不足以体现某种神的力量时，用一种特定图形加以表述纹样的“神权象征性的语言符号”，成为礼制的一部分。 　　上海博物馆有一件人鸟合一造型的“鹰攫人首玉佩”。青色泛褐。体扁平，通体透雕，两面纹样相同。两只方向相背的鹰，上部一鹰较小，踏在下部较大的鹰背上。大鹰口下一兽，鹰足攫一人头。雕琢纹饰华美，是一件杰出的佩挂用艺术品。在故宫博物院、天津艺术博物馆也有相类的传世藏品。

鹰攫人首佩从造型、纹饰、技法到艺术精神内涵，都极具商代艺术风貌。关于此佩的纹样含义，各家争论旷日已久。有学者根据上尊下卑的礼仪认识，认为殷人是玄鸟后裔，所以对鸟特别崇拜，推测鹰爪攫一人头表现的是人祭制度。人头很可能就是战败的敌人首级，作为献给神鹰的祭物。也有学者推测其表现的是氏族族徽。因为远古宗教中有动物神灵崇拜，所以促成古人以动物命名氏族，此佩应是以鹰命名的族人图腾遗物。更有学家说人首为始祖，因无羽不会自己升天，需借助鹰这种神鸟助己升天等等。一种纹饰在辗转传播的过程中，往往使原始的象征意义，变得几乎荡然无存，更何况对远古的玉器上的纹样做出正确的判断。但不管怎样在研究它时不能忽视了其内在的宗教含义，不能脱离了与使用者的高贵精神生活联系。

商代玉器纹样与商代青铜礼器纹样有其一致性。礼器纹样主要是虎的形象、牛的形象和各种鸟的形象。虎是一种王室狩猎活动中要捕捉的野生动物，牛在商代传说中，是被圣人王亥驯服的家养动物，鸟是与王亥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动物在商代神话传说中，都被着重描绘成充当神与先民们相互沟通的使者，有着图腾崇拜的意义。这些图腾氏族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大量的所谓族徽。这些不同徽号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氏族，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地位。在已发现的青铜器和甲骨文中，许多徽号是取自动物形象的象形字。从现已辨认的200多个甲骨文商代族徽上，不难发现大量的动物与人形合体的族徽，明示着动物在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之间，起到神话沟通媒介的作用。

商代王室象征的青铜礼器安阳司母戊大方鼎的两鼎耳，铸有酷似两虎争嗜一人面的形象纹样。这和鹰攫人首佩的首级祭物说，似乎有着可供借鉴的类似纹样特征。然，《左传·宣公三年》有段关于作为王室象征的青铜礼器鼎的记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这种鼎迁表示着政权的更异，正说明鼎是统治者德的化身，是能够代表统治者的合法化权威性的思想传播工具。同时这种礼器又是一种祭器，往往自铭为彝。什么是“彝”? 《说文》云：“彝，宗庙之常器也。”按照古礼，“非是祖先，不在祀典”“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也就是说彝器是祭祀自己祖先用的礼器。那祖先是谁？《山海经》中“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这个描述和甲骨文“王亥”字从鸟从又(手)意同，和甲骨文、金文对彝字的写法，为两手执(鸟)之形有相符之处。王亥被认为是第一个商祖先上甲的父亲，是传说中商的高祖。所以礼器“彝”的内在含义，当是对氏族图腾和“王亥”先祖的崇拜祭祀。

据甲骨文记载，从商代社会的血缘群体看，统治阶级内部，在子姓内，有王族，子族，多子族；王是从王族中选出来；而子族或多子族的成员则往往成了王的忠实卫士。子姓内的女性成员有些成了本姓内王的配偶，除此之外，王的配偶中也有一些外姓女子。这种因联姻后的外姓中的其他成员，作为王的下属，也享有统治阶层权利，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多图腾氏族的商代统治集团。商王室的更替，从一个姓氏王的统治到另—个姓氏王的统治，必然的会使礼仪档案中忽视记述一些非执政亚文化群的活动，这种直线性的祭祀活动漏记的历史变化，给我们对远古文化的研究添加了障碍。所幸据甲骨文所记载的王亥的祭祀仪式大多选在“辛”日举行，这和商妇好墓的“司辛”石牛祭祀铭文是一致的。“妇好”之名见于武丁时期甲骨文，生前曾主持祭祀，从事征战，地位显赫。妇好墓属殷墟早期，与武丁时代相合。墓主妇好当为武丁配偶。所以“祀，国之大事也”，作为祭祀用的鼎，必然是祭祀国之先祖。因此在礼器鼎上出现双虎与人面的纹样，当属于商代统治集团的族徽范畴。如果把安阳司母戊大方鼎的两鼎耳，铸有酷似双虎与人面的纹样理解成双虎争食人未咽的凶象，恐与祭祀先祖时，祈求吉祥的宗教心理存在有辱之嫌。同理如果我们把鹰攫人首佩下的人首理解成首级祭物，也是不合适的。

商代甲骨文是“王亥”字的一种象形文字（见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1613页），上为玄鸟，下为人，此人就是王亥。是以抽象文字图案表达对先祖王亥的“王与神鸟合一”的宗教思想崇拜。如果把此字的甲骨文和鹰攫人首佩叠合起来分析，无论在造型、纹饰外形勾勒、艺术内涵上，都非常的一致。这一契合，恰好说明象征性的艺术和其内部所包含的那种宗教观念，正是中国古代美术善于以物寄信的传统艺术纹样表达形式。这种形式常常寓意着很深的宗教思想、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观念。 

“鹰攫人首玉佩”是传世馆藏玉器，迄今为止没有在出土资料中寻觅到它的芳迹。但据目前出土考古资料证明，合雕象生玉器最早在商代确实已经出现，只是为数不多而已。在殷墟妇好墓中出土了2件龙凤合雕玉佩和1件龙鱼合雕玉佩。合雕象生玉器的主要手法是将附加的动物造型的一部分凸出于主体动物之外。具有图腾色彩的商代合雕象生玉器，到了西周渐变为以人为主体纹饰兼以神龙为辅的合体造型，究其主要原因，是严格的宗法所要强调的，人是神的化身，进一步把龙神人格化，强调统治者的神权代表意识。从鼎迁看上代的鼎继续被胜利者延用的现象，商周的原始图腾纹样是有一定的传承关系，原始图腾大多数是单一动物，而假想动物(如龙、凤) 是一种图腾综合体，应该晚于原始的图腾。即由多种动物拼凑而成。它的出现反映了各种动物图腾氏族之间的兼并、融合，而形成新的规模较大的部落、部族和族团。“鹰攫人首玉佩”的人与众神兽鸟合一的纹样，当属晚于原始图腾的合众图腾纹样的范畴。是严格的宗法所要强调的神权代表意识体现时期的产物。

笔者针对安阳司母戊鼎的“两虎争嗜一人面”的纹样和鹰攫人首玉佩的“鹰攫首级祭物”都具有类似时代宗教纹样的特征，采用实物借助文史资料与甲骨文的引用等鉴赏方法，认为鹰攫人首玉佩是远古先民以其设计形式的美妙精巧和丰富的想象力，来表达对祖先神权化的崇拜，使其艺术的人工韵律与自然法则形成最完美的结合。以“鹰攫人首玉佩”完整地表达了先民对甲骨文的理解，武丁生前曾主持祭祀，专祀传说中的先祖王亥，所以此鹰攫人首玉佩不排除是商武丁时期，先民为祭祀“王亥”这位商高祖而制的王者佩带祭祀用玉，如将其名为“商·王亥铭纹饰玉佩”也未偿不可。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不管历代王朝的更异，高超的审美创作能力，都是取决于对宗教的信仰和对宗教化了的特权的狂热崇拜。宗教的幻想和狂热的祟拜又对艺术的创作与发展有着强烈的刺激和推动作用。仔细分析它们的寓意象征性，对全面深刻理解中国古代玉器文化的民族特征十分必要。然而由于许多的历史认识的局限性，我们对古代美术的寓意性和象征性，要作出正确的复原理解，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往往出现“见仁见智”的主观解释。对远古的纹样理解是这样，明清玉件也依然。比如，刚刚结束的翰海玉器拍卖图录2114号清中期白玉透雕灵芝坠二件，5.8cm起拍价8万到10万元。最后以9.2万元落槌。这件挂件料为和田白玉，使乾隆工，一面以阴起减地大如意纹，表示野生灵芝，另一面有蜻蜓和蝙蝠穿于几个四季花卉，与一面圆形寿桃枝节之间，组成一组非常祥和的气氛，煞是可人！儒学如同佛教道教文化中有的八宝一样，也有自己的八宝纹样。常常以灵芝、蝙蝠、福或者寿的符号，加上寿桃、蝴蝶或者蜻蜓以及四季花卉等构成的图案，寓意吉祥。中国人讲究中庸，所以戴上这样一个儒学八宝玉挂件，时时提醒自己日日三思五省，何其幸哉！如果单纯认为是一件白玉透雕灵芝坠，也就委屈了它。由此，也不难看出一个拍卖公司在推荐拍品的认真程度和玉文化的鉴赏水平。再如一些常常见到的藕片样的玉佩上雕有一蝙蝠，现代人常认为寓意是做官人的“路路通”。其实古代做官人是不佩这些的，在许多的明清画中我们可以发现，它与一些女子的佩饰挂坠有联系。原来它与“莲生”有关，也就是和佛教故事的莲生佛主的故事有关。是一种期盼自己早生贵子后生有福的借意寄托。过去俗民没有经济能力佩玉藕坠，孕妇有身带一种“藕莲草”的习俗，避邪保胎及其中的期盼也是同理。当我们还原了一件玉佩本来的寓意，一定会使新的佩戴群体发生一些文化认识上的情感变化。由此可见，重识一件玉佩的纹饰寓意，对收藏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