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镇江家族文化各领风骚

镇江这方风水宝地，可谓地灵人杰，各领风骚。镇江人物在二十五史立传者就近二百，如张九徵、张玉书、王文治、柳兴恩、柳荣宗、马建忠、于朋举、于敏中、蒋衡、段玉裁等，《清史稿》中均有传记。而这些人物，皆为家族文化中的精英。

文教事业之杰出贡献

张氏家族中张玉书为相20年，谨慎奉职，深得康熙倚重，曾与陈延敬等重臣奉敕编纂《康熙字典》42卷、《佩文韵府》106卷附《韵府拾遗》6卷。《康熙字典》乃中国第一部以“字典”命名的工具书，《佩文韵府》乃写诗作文需要查找典故与辞藻的大型类书。三书问世以来，连版不衰。丹徒马氏家族中的马相伯一生要务主要在办教育与搞外交上，亲手创建了复旦大学并任第一任校长，为中国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马建忠编撰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体系完整的语法书《马氏文通》。两兄弟在中国的外交史上都具有令人瞩目的成就。丹徒刘氏家族中的刘鹗，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甲骨文字研究专著《铁云藏龟》。柳氏家族中的柳诒徵撰写了我国第一部完整的文化通史《中国文化史》，南京大学著名文史专家、教授卞孝萱评价说：“《中国文化史》主题鲜明，征引繁博，论证谨严。既条理旧说，使之系统化，又提出新见，成一家之言。是解放前独一无二的一部中国文化史专著。”柳诒徵还撰写了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教科书《历代史略》、中国学者的第一部教育史《中国教育史》。金坛于氏家族中的于敏中，担任大型丛书《四库全书》的16名正总裁之一。尽管政务繁多，并数次随銮木兰，但他仍与总纂官陆锡熊通函数十封，于《四库全书》之分别部居、厘订体例等，多有指示。在编写过程中尽心尽责，出力尤多，贡献巨大。蒋氏家族中的蒋衡于雍正3年(1725年)于西安参观碑文，慨然以写《十三经》为己任，历时12载始成，总计书写80余万言。乾隆56年(1791年)始刻石，高宗弘历撰序，命总裁彭元瑞等详加校勘。直至乾隆59年(1794年)，《清石经》(又名《乾隆石经》《蒋衡书石经》)方立于国子监。嘉庆8年(1803年)曾加磨改，故传世者有两种拓本。《蒋衡书经》是一项艰巨伟大、功德无量、亘古不朽、影响久远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具有书法艺术、人文精神与道德教育的多重意义。段氏家族中的段玉裁，积40年之功，撰写《说文解字注》煌煌巨著，它是解释《说文解字》最全面最权威的工具书，被誉为“五百年来未遇见之著作”。段玉裁研究古音，亦成就突出，作《六书音韵表》，继承顾炎武、江永二家的分部而更加精密，分古韵为六类十七部，将上古音“支”“脂”“之”三分，的确是创见。丹徒丁氏家族中的丁传靖所著的《宋人轶事汇编》，是“轶事汇编”史部传记类的开山之作，启后世无数法门，今人周勋初先生主编的《唐人轶事汇编》则深受其影响。清末民初金坛冯氏家族的冯煦，曾任《江苏省通志稿》总纂以及《宝应县志》《宿迁县志》《金坛县志》《溧阳续志》《凤阳府志》等纂修，为地方文志文化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诗苑奇葩之馥郁芬芳

在清代镇江诗坛上，素有“清代丹徒第一大族”的张氏家族，其中的张玉书不仅文化贡献突出，而且善诗，著有《京江相公诗稿真迹不分卷》，其诗气雄笔健，格调苍浑，卓然入唐人之室。其子张逸少，侄张宏敏皆工诗。张宏敏诗骀荡飘忽近白居易，苍劲古质近杜少陵，自成一家面目。张玉书等人的诗歌创作，为镇江诗坛的宋唐之风，颇具“导夫先路之功”。而真正起领袖作用的则是乾隆时鲍皋。丹徒鲍氏家族“一门风雅”的气象是颇值得称道的。在这个家族中，被沈德潜称为“京口三诗人”之一的鲍皋，其妻陈蕊珠、子之钟、女之兰、之蕙、之芬皆专于诗，皆有诗集传世。鲍皋不事科举，一生耽溺于诗。其诗出入骚选，胎息六朝，折衷于盛唐诸大家，与其时教馆于镇江的沈德潜倡导的“格调说”声气相应，然则与倡导宋诗的厉鹗相悖离，甚得沈德潜之首肯。他又与同里十余位诗人共举浣花诗公，公开标举宗杜旗帜，因此，镇江诗坛宗唐之风一时盛行，诗歌创作再掀高潮。鲍皋的诗得“江山之助”，大量描写镇江自然山水，尽表爱乡之忱。鲍诗的宗唐精神，倾心山水的创作实践与审美特征，直接引领并影响王豫的“京口三诗人”及“京江三七子”诗歌创作的思想与路向，从而奠定了他在清代镇江诗坛真正的领袖地位。其子鲍之钟曾明确指出：“吾乡风雅自冷秋江、何雍南后寥落五六十载，而诗几亡矣。迨先徵君出，称诗大江南北，屹然以汉魏初唐为宗，诗道遂为之振。”对振兴镇江诗坛，引领诗学思潮，鲍皋厥功甚伟。由张玉书领先，鲍皋领袖、“京江三七子”先后合唱的宗唐诗风，吹拂于整个清代镇江诗坛，因而自觉融入了大江南北唐宋诗之争的思潮之中。在这当中，镇江诗人发出了自己响亮而和谐的声音，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形成了自己鲜明而独异的特色。丹徒鲍氏一门女诗人，王豫一门女诗人，丹阳贺氏一门女词人等，都在中国诗歌的进程中展示了自己独有的神韵与风采。她们与外界诗词名家交流切磋，既打破了封建礼教男女授受不亲的枷锁，体现了男女平等的思想，又增进了诗艺，提升了自身的文化品位，如陈蕊珠及其三女便深得袁枚、王文治、王士祯、洪亮吉、法式善等诗学名家的好评。袁枚尝叹赏道：“夫人抱此才，宜其子女俱以诗名。”王豫之妹及其女，不仅能作诗，而且能评诗，是难得的诗学才女。清末民初金坛冯氏家族中的冯煦编有《宋六十一家词选》《蒙香室丛书》(主要为唐宋词选)，著有《蒿庵词》《蒿庵论词》等，是名振一方的词学大家。清代镇江诗坛，既有开派领先之帅才，又有互勉共创之雅士，既有须眉的“大江东去”之唱，又有巾帼“檀板丝竹”之吟；既有诗词之作，又有诗词之评，可谓百花齐放，美艳一方。

小说戏曲之重要影响

晚清丹徒刘氏家族的刘鹗所创作的《老残游记》，是“四大谴责小说”中独具创新价值与描写艺术魅力的代表作。鲁迅先生盛赞其“叙景状物，时有可观”。胡适先生评价说：“《老残游记》最擅长的是描写的技术，无论写人，写景，作者都不肯用套语滥词，总想熔铸新词，作实地描写。在这一点上，这部分可算是前无古人了。”而夏志清先生则更是别具慧眼，力赞其小说创作的革新精神。他说：“论者特别赏慕刘鹗对官吏的严酷批评，以及若干章节中对景物和曲乐的精摹细绘，以见作者的开明政见和文学才华。可是，强调作者的留心贪官酷吏，反而容易令人忽略了他对整个中国命运的更大关怀，单纯褒扬作者的描写能力，则他在中国小说传统中形式与技巧两方面所作的革新，我们便可能觉察不到，而这革新远较描写能力来得卓绝。”毫无疑问，此种“刘鹗现象”，已引起了国际小说评论家的高度重视。因此，《老残游记》连年再版，常印不衰，并且已有日、英、捷、俄等国的翻译本，其影响可谓深远。

在戏曲创作方面，清末民初的丹徒丁氏家族中的丁传靖堪称佼佼者。他著有戏曲《霜天碧传奇》《沧桑艳传奇》《七昙果传奇》。其生前常与曲学大师吴梅先生于书信探教戏曲创作问题。吴梅信云：“承惠《沧桑艳》《霜天碧》二曲，循诵再三，渲染点缀，雅近《倚晴》之境。就文而论，无可献疑。”钱基博先生亦称云：“丹徒丁传靖者，亦工诗词，作《沧桑艳》《霜碧天》二曲，词采葩发，才名甚盛。”宣统2年(1910年)丁传靖携稿入京，一时传诵，惊为绝作。正如其《寄江南友人》诗云：“剩有沧桑新院本，一时价贵海王村。”其影响不谓不大。丁传靖杰出的戏曲创作成就，与其家乡前辈积淀深厚的戏曲创作优良传统颇有关系。乾隆时期的王文治酷爱戏曲，尤精音律，自蓄家班，亲授歌僮度曲习唱，随班外出，颇似李渔。乾隆45年(1780年)，清高宗南巡，王文治应聘编写迎銮乐府九种，皆即景即事即情之作，才气不凡，是为于西湖行宫演唱供奉。他还参与订正叶堂所编《纳书楹曲谱》。此外，丹徒戴彦升、严保庸等先辈在戏曲创作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后来丁传靖戏曲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文学批评之可喜成果

康熙、乾隆年间的丹阳贺氏家族乃一门词人。贺裳《载酒园诗话》，乃专论唐宋诗人之评论著作，在唐宋诗之争的清代别有重要意义。贺裳论诗，不为前人所囿 ，自出手眼，尤其从审美角度衡量之，多有可鉴可采之处。此外，贺裳另撰有《皱水轩词筌》，选择前代尤其是唐宋绝妙之词进行品评，侧重本色当行与用语自然，亦别有特色。晚清丹徒陈氏家族中的陈廷焯，为著名词学评论家。他从乡人庄棫学词，初读浙派朱彝尊《词源》，以姜夔为宗师，继而究心常州张惠言《词选》，颇觉前者未辨源流正变，是“备而不精”，后者则导源而未能穷变，是“精而不备”，于是决心编一部执源以穷变的既精且备的词选。全书分大雅、放歌、闲情、别调四集，大雅为正，三集副之，总名曰《词则》。共选录唐五代、宋、金、元、明、清词2360首，隶属词人470余家。书前有总序，即总论。各集前有小序，即分论。所选之词，大多有眉批或结语，旁有圈识，批语有三千余条。这些都是重要词论的组成部分。《总序》论述词是“《风》《骚》之流派”，而后则是“温、韦发其端，两宋名贤畅其绪，风雅正宗，于斯不坠。金元而后，竞尚新声，众喙争鸣，古调绝响”。沿流溯源，首奉《风》《骚》，这是其词学的逻辑起点与首要原则。《词则》宗《风》《骚》、崇风格、尚比兴、重寄托，提出“沉郁”两字为词旨，影响词学颇巨。而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则是在《词则》的基础上，总结历代词人的创作经验，使词学理论更深入化与系统化。它具有三大特征：强调比兴寄托；重视辨析唐宋以来各家艺术上的独到之处；重视词的意境美。其理论概括，是在逐篇逐家逐派具体而微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是认识性与思辨性的有机结合，具有近代词论的鲜明特征。吴梅的《词学通论》多袭用其说。从《白雨斋词话》正源与新变的内容中，可窥见晚清词学应时而变的时代气息。陈廷焯的词论与金坛冯照的词论，在近代词坛的影响是颇大的。清末民初丹徒丁氏家族中的丁传靖当年则以“鹤睫”笔名发表《红楼梦本事诗》(一百首)，以致很长一段时间内无人知道作者真名是谁。后来从丁传靖的幼女丁谢文处方知“鹤睫”乃其父丁传靖之笔名。她幼时看过父亲的《红楼梦本事诗》，并背诵过，直到其耄耋之年仍可出口成诵，由此解决了飘浮红学界多年的一桩悬案。《红楼梦本事诗》对人物褒贬、思想认识及情节语言等均有独到之见解。全诗由百首七绝组成，才气纵横，感情充沛，是一篇别具慧眼的诗评“红学”之大文，颇为红学界所青睐。

书画艺术之独特魅力

清嘉庆年间丹徒张氏家族中的张崟，乃一门绘画世家，他本人嗜书，擅诗，工画，而在绘画艺术上成就最大。他是京江画派的开山祖师。京江画派，在绘画艺术上继承乡贤米芾、米友仁“米氏云山”之远源，吸收元、明诸家之所长，兼容并蓄，形成了妙造自然、虚实并美的艺术风格。在题材上，主要以表现家乡山水景物为主，这与鲍皋以来的京江三七子诗歌创作之题材多为山水是相一致的，可谓得“江山之助”。嘉道年间的周镐，在京江画派中是继张崟以后又一实力派书画大家。他擅长山水，用笔雄浑苍劲，设色淡雅明快，画面气韵生动，有《京江二十四景》册页传世(镇江博物馆收藏)，这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京江画派的代表作之一。

京江画派的前期主要书画家有句容的笪重光，他与姜宸英、汪士鋐、何焯合称为书画“四大家”，著有《画筌》《书筏》书画理论著作。丹徒王文治工诗擅书，尤其善行书，秀逸洒落，神韵优美，有“浓墨宰相(刘墉)、淡墨探花(王文治)”之美称。他为丹徒画家潘恭寿绘画题诗作跋，珠联璧合几十年如一日，更有“潘画王题”之佳话，这体现了镇江书画界友好和谐的创作氛围。这些均为书画家族的产生与京江画派的形成及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创作土壤与艺术温床。

清朝镇江文化氏族与文学发展生态及影响，虽不如常州府之专一与鲜明，不如苏州府之深厚与博大，也不如松江府之大气与魅力，但镇江家族文化与文学自有其鲜明的精神品格与个性特征：它处于“吴头楚尾”的独特区域地带，为江河交汇、水陆交通枢纽之所在，因此，具有全方位的开放意识，容易与外界交流，兼容并包，而又不失其自身的文化与文学品格；它是典型的滨江山林城市，山清水秀，林壑优美，文人雅士得“江山之助”，甚易激发诗清画意；它普遍重视女子教育，较少封建歧视，故一门女诗人，一门女词人之家族化现象历历可见；它注重耕读传家，民风淳朴，崇尚事功，讲究和睦与孝道，人与人之间较少偏见，故此方水土人士自觉成才意识普遍较浓：状元宰相者有之，为国鞠躬尽瘁者有之，道德文章流芳者有之，文人相亲相敬者有之，甚至与僧人结交、为诗僧结集刻印者有之。镇江人以自己的勤劳、宽厚、友善与智慧，创造了民族文化与文学的杰出成果。